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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工作者的祖國
來源:陳齊美 發布時間:2019-5-28 16:52:37 瀏覽人次:2961
本文摘編自《士者弘毅》,原文為作者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,原文有刪減

1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
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,他讀材料學博士,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,是尖子里的尖子。
在共和國前30年,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,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。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,孩子里只有他一個念了大學。他赴美不久,就信了基督教,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。
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,那是最尖端的材料,可他畢業后卻長期找不到工作。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,用我們的話說是“保密行業”,不容外國人插足。盡管他不喜歡祖國,卻也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“安全檢查”(security clearance)。后來,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,掙的是在大學里當助教的工資,每小時不到十塊錢。再后來,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,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,工資才隨著IT業水漲船高。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,但他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。
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,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,沒有“安全檢查”的問題,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。
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?
40年前的1964年,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臺灣,去美國讀博士學位。他很出色,畢業后在美國找到了工作,成為核專家,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,而且成了那里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。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。
李先生認同美國,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。在這個新的祖國,他踢足球,喜歡野外活動,還是個好丈夫、好父親。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,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,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,進行學術交流。他是美國人,但畢竟也是中國人,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里獲得認同和尊敬,是人之常情。他的每次北京之行,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,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,每次返回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匯報。還有報道說,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。
然而,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,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,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,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。美國情報機構斷定,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,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,除非是從美國偷,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。于是,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。
李文和并不研究武器設計,但在1999年底,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,而且立即被工作了20多年的實驗室開除,還喪失了退休金。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,如果他不“承認”為中國做間諜,就要像用電椅處死羅森伯格一樣處死他(1951年羅森伯格夫婦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被捕,1953年被雙雙處死)。
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,牢房沒有窗戶,燈永遠開著,夜里也不會熄滅。他在牢里也要戴上手銬和腳鐐,還經常挨餓。李文和自己感到,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,無法接觸敏感信息,所以想逼他自殺,把案子坐實。因此他提前聲明,自己絕不會自殺。
新世紀更替的2000年元旦,他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。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后,他終于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,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,這樣才換取了出獄。他的“過錯”是什么?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里。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,絲毫沒有敏感性,只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,實驗室里人人都這么做。
現在,李文和依然認同美國,他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,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,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,從而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。然而,在新出版的自傳里,他卻這樣寫道:
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里,我經常想,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,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,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。獄中面壁,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:無論多么睿智,無論如何勤奮工作,像我一樣的亞裔,像我一樣的華裔,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,永遠是“外國人”。
是的,對美國而言,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,卻是中國人。科學無國界,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,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,除非他不想成功,不想成為科學家。

2在成功的祖國
1996年,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,矗立起一座航天城。那里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,是僅次于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、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。我在網絡上讀到過一些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,很感動。
1999年11月20日,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,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,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,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里發出。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,名字叫申勁松,當時只有26歲,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6歲生日。第二天飛船返回時,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,只有20秒鐘的時間做決定,而且決定的后果是巨大的。他做了決定,而且做對了。返回艙落地之時,申勁松沒了感覺,就是腿軟,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。
到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,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,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。事實上,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人,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。到神舟三號升空,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。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,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、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,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。
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,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。可飛船還在制造中,飛船數據還不明確。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,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,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、文檔。他只能日以繼夜的閱讀國外資料,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,而且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。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,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,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。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,他成功了。
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這樣的例子并不少。
控制軟件專家歐余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,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。那是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,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、指令鏈和注入數據。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鑒,要從零開始。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,就全看這25歲的小伙子了。
整整兩年零八個月,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,他把軟件做了出來,結果發現有問題。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,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里放聲大哭。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,堅持不換人。只剩下幾個月了,歐余軍成了機房里的拼命三郎,不管什么時候,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,像個活菩薩。任務完成了,他的身體也垮了,得了腎積水,經常疼得滿頭流汗。
這時,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,一切全新,誰也不是內行,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。醫生和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,他邊輸液邊打鍵盤,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,飛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術。
我為什么要講他們,因為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,當時他們的同學、朋友在那里每個月掙萬元以上。可在航天飛行控制中心,申勁松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著日以繼夜的辛勞,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見一面。申勁松是這樣說的:
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,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。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,但我既然干了這個,就要認認真真地干。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。對一個人來說,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。
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后,有個跟帖也很有意思。跟帖的作者回憶說:
1992年畢業前,酒泉來人,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,并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。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、考研,對此漠不關心。在動員大會上,許多人插科打諢,胡言亂語,嘲弄帶隊的軍官。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,只是應付了事。十年了,我們這些人出了國,成了所謂洋博士、土博士,可老實說,所學所用大都在為外國人牟利,而且我們的所謂“成果”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、渺小、微末。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著,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。我們是逃兵。
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“成功”嗎?也許成功,也許不成功。也許有些將來成功,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。
我想起了我國“兩彈一星”的元勛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,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,然后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。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,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,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。
1949年,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,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,為祖國出力。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,負責設計制造了“長征一號”,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。在他70歲以前,沒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謂“成功”。
1985年,任先生70歲了,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,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。1995年,80歲的他得到了“全國先進工作者”稱號。在他85歲時,國家向他頒發了“兩彈一星功勛獎章”和“航天獎”。然而,他說,“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,個人的作用很小,很小”。
成功的或者所謂“不成功的”,他們都獲得了成功,因為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,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,他們的祖國成功了,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后盾。人民會忘記很多事情,但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群人: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。這些人不屈不撓,忠貞愛國,延續了關于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,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人們從此懂得,即便那些所謂“不成功”的科學工作者,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系在一起的業績,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恒的紀念,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。

3什么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?
祖國是個抽象概念,比起薪水、工作環境、雇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戶口,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。
然而,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。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,“科學救國”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。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。沒有科學,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,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,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,就沒有我們貧弱的國家今天走向強大、富裕。祖國靠科學工作者,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,于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。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。數學家陳省身和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落葉歸根,就是這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象征。
什么是祖國?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,是每一個中國公民,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。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。祖國在哪里?祖國就在你面前,就在你的學位論文里,就在你的實驗室里,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,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、老師、同事。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,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。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、工程師們去廟里算命,買飯不排隊,甚至加塞兒,那就是國家落后的原因。如果念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,不惜踩著別人往上爬,不善與人合作,只會偷懶,走歪門邪道,抄襲、剽竊、造假數據,甚至把國家的科研經費“洗”出來給自己買汽車和房子。這樣,我們的國家就落后,就貧困。
在一個遍地小農的國家,我們好不容易建設起了強大的工業,實現了工業化,卻突然發現問題依然很多,環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等,很多都需要繼續改善。
然而,正因為如此,我們全體公民,特別是肩負著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、工程師們,要一起來努力,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。
別人的房子再好,那是別人的家。我們的房子再破,也是我們自己的家。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托,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托。這房子再簡陋,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,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,給我們溫暖和安全。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,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,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綠色的中國,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著,準備吃虧,甚至做出犧牲,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輕人。
“科學無國界,科學家有祖國。”你的國家落后、貧困,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。你的國家先進、富裕、強大,你沒有成名成家,但你永遠不敗,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你一份,你與國家共同進步。
有人會問,這是不是狹隘民族主義。
我講兩個道理。第一,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,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。中國的貧困落后問題解決了,人類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后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。第二,科學無國界,但高科技有國界。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,以保持它們對落后民族的壓迫、剝削。中國的進步,中國的科技進步,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,就是對“科學無國界”的真正實踐,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。因此,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,這使命屬于世界,屬于全人類,是人類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以上概括起來有四個內容。第一,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注定有祖國,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。第二,在悲劇的祖國,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。第三,祖國的成功,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托,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。第四,在科學工作者的身上,全體中國老百姓寄托了熱誠的期待,期待著你們勤奮、誠實、忠誠。

4四個故事
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。
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薩克拉門托市(Sacramento)。那里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州府,是淘金熱的中心,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,有很多華人到那里去淘金。那里有一條大河,叫薩克拉門托河(Sacramento
River),河上有橋。一天,清朝政府有位領事,是一位武官,正在過橋,他身后有兩個美國農民也在過橋。兩人看著這個中國官員穿著清朝花花綠綠的官服,腦后拖著長辮子,很好玩,打賭他會不會游泳。于是兩人一使勁,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薩克拉門托河。官員不會游泳,淹死了。之后,什么也沒有發生,這件事就像從來不曾發生一樣。那個時候,中國人并不認同“中國”。
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。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個士兵,卻打敗了中國軍隊,占領了北京城,太后逃到西安去了。結果是,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。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,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,一人賠一兩白銀。這筆錢折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。八國之中,美國“損失”(出力)較小,僅分得賠款中的7.3[%]
,即三千三百萬兩,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。后來,美國政府方面承認,其半數賠償要求屬于“虛報”,故將該款之近半,即一千二百萬美元,交還中國,條件是用于興辦西學。
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。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美元;那時候,只要幾百美元。1867年,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,國會當時還嫌貴,差點就否決了。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?能買46.4個。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,是美國最大的黃金、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。庚子賠款自1902年起付,38年后的1940年付清,其間年利率為4%,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。在1900年之前,中國剛剛賠完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,兩億五千萬兩白銀,價值25個阿拉斯加。到了這個時候,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。
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。1950年,中國志愿軍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“三八線”了。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,而且是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,還是在外國的領土上。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志。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,這就是任新民院士這些科技精英回歸祖國的理由。
最后一個故事。有一位國民黨將領,是敗軍之將,自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后,就不被重用了。20世紀60年代,他辭職去了南非,做點小生意過日子。那時南非與中國臺灣關系密切,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。與美國一樣,那時候的南非也奉行種族隔離政策,但比美國還嚴格,黃種人是有色人種,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后排座,前排的座位屬于白種人。
1964年10月17日,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,上車后他習慣地往車后面走。司機對他說:“你可以坐前排了,不用去后面了。”老先生非常詫異的說:“我是中國人。”司機說:“我知道,我看出來了。”老先生說:“那,我不就該坐后面?”司機說:“你沒看今天的報紙?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,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。從今天起,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。”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。過了一會兒,他淚流滿面地說:“這車我不坐了,我下車走路。”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,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,卻永遠斷絕了他跟著蔣介石“反攻”回大陸的希望,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——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。
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,那里面摻雜著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、愛恨情仇、委屈與失望。但是家就算還“丑陋”,也是我們自己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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